三、《中原音韵》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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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原音韵》的伟大意义
散曲和歌赋诗词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北人唱曲用得元代的中原地区方言，南人唱曲用得是南方各地的方言。元代的中原地区，是平原为主，由于其先后被辽、金少数民族统治，读不出或者唱不出入音韵，而北京为中心的广大平原方言便成为官韵，所以它要求语言的全国的“正音”化。元翰林直学士，江西崇仁人虞集说：“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大抵雅乐之不作，声音之学不传也，久矣；五方言语，又复不类，吴、楚伤於轻浮，燕、冀失於重浊，秦、陇去声为人，梁、益平声似去；河北、河东，取韵尤远；吴人呼‘饶’为‘尧’，读‘武’为‘姥’，说‘如’近‘鱼’，切‘珍’为‘丁心’之类，正音岂不误哉。高安周德清，工乐府，善音律，自著《中原音韵》一帙，分若干部，以为正音之本，变雅之端。”这段话说明这样一个实际情况：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而出现“五方言语，又复不类”，中国方言种类之多、结构之复杂，可谓世界之最。尤其江西，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或隔一条河，或翻一座山，语言发音即有明显不同，实属中国最为复杂的多方言地区之一。进入元代，多方言语言形态，反映在元曲创作上，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必须用“正音”，也就是用中原的一种语音规范之。于是，便出现了要求统一语音的呼声。江西呼声更高，因为它既是最为复杂的多方言地区，亦是最喜创作元曲的地区之一。江西吉安人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云：“吾吉素称文郡，非无赏音；自有乐府以来，歌味者如山立焉，未有如德清之所述也。”句见江西创作元曲之盛。但由于方言的干扰，又给创作带来不少麻烦，正如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云：“青原（江西吉安）萧存存，博学，工於文词，每病今之乐府有遵音调作者，有增衬字作者；……‘绣’唱为‘羞’，与‘怨’字同押者；有板行逢双不对，衬字尤多，文律俱谬，而指时贤作者；有韵脚用平上去，不一一，‘也唱得’者；有句中用人声，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无所守。”就是说，周德清身处江西，深知这多种方言地区给，元曲创作带来的种种不便。因此，他认为解决的惟一办法是：“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这是《中原音韵》所以问世的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社会原因，它客观上迎合了这一历史的要求。换句话说，《中原音韵》不是去重述传统韵书的现成材料，而是总结了现实生活中语言的发展变化和艺术实践经验的规律。完全是来自社会实践的产物。
       周德清在实际语言运用中，获得了平声例分阴平、阳平这样重要的发现，同时，解决了“入声派入三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中原音韵》共分19韵，每韵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部分，而人声悉派人三声。例如“家麻”韵，人声派人平声的有：达、踏、滑、侠、洽、杂、伐、闸等；人声派入上声的有：塔、塌、杀、扎、答、察、法、发、刮、瞎、飒等；入声派入去声的有：蜡、拉、纳、辣、押、鸭、抹、袜等。“人声”，在江南方言中，是无所不在的最为普遍的一种语音韵脚，如果把它们“悉派三声”，便很自然地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即：随着江南方言土语的消失，规范的中原语音便宣告诞生了。这一事例解答了历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标准的中原音韵的制定不是北人，而是由南方的江西人独立完成？其奥妙就在此，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北方语音一个最大特点，是压根就读不出“人声”。由于周德清深刻掌握了北、南之间以及与北曲相关联的方语、方音的规律，从而完成了他在“正音”运动中一个带有革命性的创举。
    《中原音韵》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秋撰成，修定于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在江西吉安付梓刊行。它是我国最早一部全面论述元曲体裁．技巧和韵律的著作，是元曲之圭臬，为明、清两代曲韵学奠基之作，在戏曲史、音韵史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徐复祚云：“曲韵则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元人无不宗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所定之谱，则至今为北曲之准绳。”而清刘熙载的评价更为精要，他从“真知”、“通音”的高度，寻求对事物本质的把握：
      事莫贵于真知。周挺斋不阶古昔，撰《中原音韵》，永为曲韵之祖。明嘉隆间，江西魏良辅创水磨调，始行于娄东，后遂号为“昆腔”。真知故也。余谓曲可不度，而声音之道，不可不知。郑渔仲《七音略序》云：“释氏以参禅为大悟，以通音为小悟”。夫小悟亦岂易言哉。
    所谓“真知”，乃指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正确认识；所谓“通音”，是指对音乐韵律的通晓与彻悟。无“真知”，难达“通音”；具“通音”，则必现“真知”。这是人们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关键。而作为“永为曲韵之祖”的周德清，被《曲慨》列为真知通音者第一人，可见其在中国剧坛影响之巨。更为重要的是，与周德清并列的，还有一位真知通音者，这就是魏良辅。在《曲概》中，秉笔直书“江西魏良辅”，就是说，作为北曲杂剧“曲韵之祖”的周德清与南曲昆腔“曲圣”的魏良辅，其籍里均出自江西这一点，其意义就非同凡响。我们暂且排除民间戏曲不论，仅就元、明两代赣地文人戏瞳的发达，也是极为可观的。周德清与魏良辅，是特定戏曲历史变革时期“天降大任于斯”的产儿，他们分别代表着北、南戏曲音韵发展的主潮，为后世戏曲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中原音韵》的问世，是元曲声韵成熟并走向理论化的标志，也是人们研究元曲的重要文献。自产生之日起，其追随者便不绝于途，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明朱权之《琼林雅韵》等，皆以此为蓝本。进入现当代，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日盛，其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如任中敏的《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疏证》、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上下卷、杨对思的《中原音韵音系》、李新魁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宁继福的《中原音韵表稿》等。他们的研究早已突破了戏曲曲韵学的范畴，而扩大到整个中国语音音系这个与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语言实践息息相关的更为宽泛、更为深刻的层面。正如音韵学家赵荫棠先生《论中原音韵之掘兴》指出：“周氏之书本为戏曲而设。我们现在尊它为国音之鼻祖，乃是它的副产；副产的效用比正产还大，这是原作者始料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