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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画面美(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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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8 18:32: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涂键 于 2013-7-8 18:34 编辑

      性灵说是清代袁枚提倡的一种诗论。所谓“性灵”,就是要有真性情、真感情。《随园诗话》引用王守仁的话说“人的诗文先取其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又卷一说:“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就是要真的活的新鲜的。这种真感情,通过有生气的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是真挚而反对虚假,生新而反对陈腐,不作套语,不填公式,这大概就是袁枚所提倡的“性灵”。又卷一里提到“题目佳境”,即“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著手成春”,诗要写得活,而“光景常新”,永远是新鲜的。写得要贴切,“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开口便有一定分寸,贴切此人此事,丝毫不容假借,方是题目佳境。若今日所咏,明日亦可咏之,此人可赠,他人也可赠之,便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矣。”如徐凝咏《瀑布》云:
      万古常疑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袁枚认为是佳话,因为他的比喻是新的,不落俗套,比较贴切。而东坡以为恶诗,嫌其未超脱也。他批评苏轼自己《海棠》诗“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就不超脱,不如徐凝的。随园先生不受前人的束缚,不管苏轼名声多大,勇于批评苏轼,这正是性灵说主张的写诗要表达真情实感的特点。苏轼用美人来比花,尽管古人常用,但是,他通过酒晕和红映肉来比,也没有落俗套,也是新的。
      他欣赏樊明征秀才赠诗“南郊风物是谁真,不在山巅与水滨。仰首陆离低首诵,长干(报恩寺前大道)一塔一诗人。”鲍步江《竹枝》“妾自倒行郎自看 ,省郎一步一回头”。“堤远意相随”,“山远始为容”,“江奔地欲随”,“人影水中随”。他嫌樊明征达意不够,亲自修改“仰首陆离低首诵”为“仰首欲扳低首拜”来突出命题,既指一塔又指一诗人,还含有“仰之弥高”之意。《竹枝》则言“妾”美,郎“一步一回头”,干脆“妾”倒行,长看郎;“郎”也无须“一步一回头”。长堤有柳,柳挽离情,依依不舍。不说惜别而用“柳意相随”。“ 为容”者,山也。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山多情,为“悦己”之“远客”而“容”梳妆打扮,把“远山”拟人化。“江”奔腾,好像“地”也依依像人一样含情相随。“人”在“水”中有影,水也依依不舍,和“人”相随。
      性灵说特点,就是“移情”,把作者的感情赋予物,将“无情”写成“有情”,把“静物”写成“动物”。《随园诗话》卷四云: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阴留覆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着等离人。”是词客语。夫人又有句云:“天涯半是伤春客,飘泊烦他青眼看。”亦有慈云护物之意。张少仪观察和云:“不须看到婆娑日,已觉伤心似汉南”。则的是名场耆旧语矣。他认为写诗能够反映出人的身份、地位和胸襟,也是各有新意的,所以为袁枚所高度评价。

      “肌理”说
,是清人翁方纲提出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的要求,肌理就是肌肉的文理,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取譬于肌理,即要细密。为什么要提出肌理说呢?他认为“盛唐诸公之妙,自在气体醇厚,兴象超远。然但讲格调,则必以临摹字句为主,无惑乎一为李何、再为王李矣。”(翁方纲《石州诗话》)他认为盛唐的诗,特色是气体醇厚,指格调,兴象超远,指神韵。明代前后七子学盛唐诗,学它的格调,变成临摹字句,不行;王士禛学它的神韵,又不免空疏,也不行。因此他想另开一条路。
      他认为宋朝人继承唐朝,另开一条路,就是刻划抉剔得深,是从读书学古中来,跟唐朝不同。宋的刻划抉剔已不留余地,所以元朝人学唐朝人的丰度,明朝人学唐朝人的格调,但证明都不行。王士禛的神韵,是变明朝人的学格调而去学丰致,也不行,因此他要学朱彝尊的由元入宋而入唐,即从神韵回到宋人的刻抉入理,从读书学古中来,纠正格调神韵的流弊,使风格趋于细密,内容比较切实,不像神韵派的说空话,音节要求平正,不学格调派的唱高调,认为杜甫的高调不能学、不可学。什么叫高调呢?就是音乐中的高音。音乐中的高音一听就知道,诗歌中的高调看时不容易看出来,大概在用韵用字上显出来,像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就是高调,像“高”字“哀”字声音都高。
      肌理说提倡一种学人之诗,赞美宋诗,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佑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具其概。”(《石州诗话》卷四)由赞美宋诗而推尊苏黄,认为“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石州诗话》)这里独推黄庭坚而不提苏轼,“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石州诗话》)认为苏超出于宋,因为苏诗不是学人之诗所能限,所以转而宗黄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肌理说的优缺点。优点是纠正空疏,使诗写得有内容,从这些内容中可以反映当时的政事议论;缺点是重视从读书学古中来,不注意即事名篇以反映当时的生活斗争。
      他的“学古”学些什么呢?不像神韵派的侧重神韵,格调派的侧重格调,认为“一人有一人之神理,须略存其本相”,要研讨各家各派的神理本相。在创作上,认为“格由意生”,“句由格生”,要研讨由意到格到句。提出“正本探源”,“穷形尽变”,正本即意,尽变即“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秉承转换开合正变”(《复初斋文集》卷八《诗法论》),都要讲求,都要“求诸古人”。构成一种切实而细密的风格。
      他这样讲究从意到格到组织结构字句音节,使他赞同元稹的《杜君墓系铭》,“有铺陈排比,藩翰堂奥之说,盖以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即如白(居易)之《和梦游春》五言长篇以及《游悟真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经营缔构而为之,初不学开宝诸公之妙悟也。”(《石洲诗话》卷一)他赞成“铺陈终始,排比声律”,认为这是“尺土寸术,经营缔构”,就是肌理说提倡的“始终条理”和接笋承转到用字论韵,对于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出的“风雅比兴”,像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名篇,反而不重视,这说明肌里说的局限。
      肌理说的着眼点,可用他讲《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这诗看:“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批道:“为子房生色,智勇二字可补《世家赞》语。”可是翁方纲评语,放在艺术手法上,从突出“虎啸”起,到怎样勒住,怎样蓄势,怎样逼出“天地皆振动”来,讲修词用字,讲得细致。再像讲杜甫观曹将军画马图一首,先写画的九匹马,是实写;后写忆昔的三万匹,是虚写。对实写的九马,用“顾视清高气深稳”一句来概括,指出用这句来作顿挫,和它所含有的意义,并说明其中有自喻之意。又指出末段是得“可怜”的神理。这样,联系全篇的结构分清虚实,指出其中作为主干的句子和它的寓意。这也就是肌理说讲的“法之立本”和“法之尽变”,看到缜密的肌理。
      肌理说注意始终条理到用字辨音,讲得缜密,可以救空疏和模拟字句的毛病,这是它的成就。但它要写学人的诗,不论“立本之法”与“尽变之法”,都要“求诸古人”,这就产生它的缺点。翁方纲用金石考订为诗,这就离开了诗的正路了。肌理说提出,从立意到结构,造句、用字、辨音,从分宾主、分虚实到蓄势,突出重点、前后照应等都要讲究,要能够反映当时的政治事件,构成一种缜密的风格,这是可取的。不过他受到乾嘉时代考证学派的影响,用考证金石来写诗,对反映生活注意不够,这就走入歧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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